《世纪末的华丽》:朱天文下笔荒凉

朱天文,是我本科时期特别喜欢的台湾作家、编剧,有代表作《世纪末的华丽》《巫言》《荒人手记》。她和侯孝贤感情深厚,担任编剧作品有《风柜来的人》《最好的时光》《刺客聂隐娘》等。


身体叙事

现代精神看似无形而缥缈,但唯物主义告诉大家精神必定寄寓在物质之中,存在于城市人形而下的生活缝隙里。青春逝去的表征始于肉体,从歌颂往日青春的身体,对照如今的槁木死灰。身体叙事是这位心思敏感的文学家向来热衷且擅长的。但这篇将背景定于一九九零年的小说,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及身体。

她曾经描述《柴师父》里当老师父触摸青春肉体时的凌厉颤动;也讲述过《肉身菩萨》里放浪形骸的夜生活,主人公自称为普度众生的肉身菩萨......

在《世纪末的华丽》中,朱天文不袒露明明白白的道理,却在简短但深刻的句子中暗示读者:“他终于觉悟一件事,情欲是不可去期待的,它永远给你反高潮,应当随缘”“等待女孩像等待青春复活”。

时不时冒出的短句,像跃出平静湖面的鲤鱼,很吸睛,也很有才气。《世纪末的华丽》有朱天文最激烈也隐晦的肉体叙事,她于克制之间流露出一些柔情,把晦涩的思绪藏在文字的背后。

詹宏志说,《世纪末的华丽》“写出了一个腐烂欲滴却仍然热真求活的末代红尘女人”。


恋物情结

小说把肉体的苍老附着于衣饰一季一季的改革潮流之中,显示出都市物化主义下,如烟火般绚烂而又稍纵即逝的表象。从盛开到枯萎的季节更替之中,眼看着花香日渐微薄,光泽深深黯然,胸部微微下垂,腰部线条失去弹性,外表的腐烂被剖开放在阳光下曝晒,美人迟暮这个词,当亲眼所见该是一种怎样的深切悲痛?

但更多的孤独从不同寻常的空气里翻涌上来。衣服在阳光下晒得硬挺,妈妈粗糙而温暖的手,事物超越其本身,被赋予了日常生活经验和人生时光,凝聚着重要难忘的回忆,成为小说里饱含着情意的画面。

这几句话是《世纪末的华丽》中朱天文难得的温情流露,在力透纸背的凌厉文风中格外打动我。就像大家寻访上海老街和那些位置隐蔽的古着店,方方正正的大彩电,胖墩墩的软木塞热水壶,卷起一角的旧画册,泛黄的Polo领校服,真正触摸到时,唤醒的是一整个时代的记忆。

那些时光,是孩童时期日思夜盼的明日,却是现在拼了命也回不去的过往。这份恋物情结历久弥新,会比“被酒春睡”“赌书烹茶”逊色几分吗?


感官记忆

全文充满或熟悉或陌生的香气,这些香气经过一遍遍的叙述,逐渐沉淀下来,积成了时光那袭袍子上的灰。豆蔻时衣服在阳光下晒得透透的,散发着清澈的洗衣粉味道,后来过得最放纵恣肆、风生水起的二八年华,轻轻一呼吸一谈吐之间充斥的是清冽的薄荷茶、女友安身上散发出的冷香、男孩子隐隐透露的汗水气味。

就像大家现在追捧木质男友香、果味初恋香,《世纪末的华丽》散发着纷繁复杂的香气,它不单一,却也不因为混杂而显得凌乱。前调是雨后带着水汽的青草,中调是轻熟的蜜桃风味,后调是檀木,质朴的木料饱受一天日晒后缓缓蒸发的气息。

朱天文不知疲倦地使用插叙手法和倒叙手法,或以琐碎的只言片语,将视野所及、鼻息可知的服饰、气味设为触发点,就像一棵树的生长,不断有旁支逸出,即使从最小的枝桠上摘下一片花瓣来,也能让你对着阳光将其脉络摸得透彻。

也许朱天文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出编剧的才能,碎片化的时间、片段化的叙述方式与影片拍摄的蒙太奇手法不谋而合。后与侯孝贤合作的代表作《悲情城市》影片获第46届威尼斯国际影片节金狮奖,成为台湾影片界的骄傲。

屈原自比香草美人,于是比兴传统贯穿后世文学。文人骚客们尊崇梅兰竹菊,讽刺恶禽臭恶,皆是典型。朱氏企图同永不止歇的时间相抗衡,天真地以为如此便能抓住青春的尾巴。人类面对韶华易逝产生的身世之悲,不在少数,古有黛玉葬花,今也不胜枚举。

花草在文学中常象征着令人向往、引人追求的事物,譬如高尚的品德、温婉的性情和美好的外貌等,《楚辞》所及江离、辟芷、秋兰、木兰等,多带有幽香,怡人心脾。《诗经》中“桃之夭夭,烁烁其华”写就了桃花锦簇,茂盛艳丽的样子。但在朱氏小说中,花草总不能长久地鲜活,结尾前必然衰败无踪迹。

苏格拉底曾说,“未经省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”。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,多少人像米亚一样,选择了一条看似轻松的道路。

她变得更漂亮也更颓废了:妆容、衣着无一不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,笑起来称得上是一副妍丽多姿的面容。可是全副武装的同时,是否不经意间将面子装成了里子?反观当前,多少女性没能经受住金钱的诱惑,而沦落为他人口中的是是非非?

名誉上、人格上皆不自爱,更遑论对他人付出的几分真心。


满目苍凉

《悲情城市》剧照

我知道是时候把全文的叙述上升一个高度,谈一谈被物化的个体,谈一谈专业视角下如何看待恋物情结,谈一谈西方拜金主义和传统学问的碰撞,可一捧起这篇小说,竟只顾得熏熏然沉醉于朱氏叙述,像只填不饱的饕餮惶惶在文字间追寻。

“苍凉感”常用来形容张爱玲,朱天文在直承“张派”叙事的同时将“苍凉感”一同纳入怀抱。追忆感伤和异类写作的大有人在,但九十年代的朱天文追赶得如此急迫,如此心焦,有人称之为“惘惘的威胁”——那是一种恍若立于悬崖之上,前无生机,后无退路,仍要呕心沥血将平生所见一吐为快的倔强。世界末日即将来临,天狗食日迫在眉睫,我要在城堡坍塌陷落之际,留住那奇丽壮观的刹那风光。

于是大家看到文人笔下的台湾,不是《康熙》呈现给大家的全民娱乐,也不是旅游宣传手册里垦丁目之所及的碧蓝大海,而是朱记者的第一手观察资料:不同于庄严的伦敦、浪漫的巴黎和自由奔放的纽约,当科技与都市浪潮冲击台湾,文坛却一片按捺不住的焦躁、孤独。

个体的无奈与浩浩汤汤向前翻滚的历史车轮相比,是宛若宇宙星辰般渺小的存在。两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偏差从台北放大到全世界,旨在引发读者朋友们对世纪交会之际学问碰撞的思考。其视野之广阔,直逼大家当代所讨论的中国如何自处,如何在学问冲击中保留中国传统等重要话题。

朱天文为台湾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私人化创作经验,她反复、自觉地从事着自我提炼、自我超越的写作实验。其对文字之热爱深入骨髓。

她说“城市以文字排列组合的面貌构筑,自我眼前像冰山浮升出水面,云垂海立。我写出来的城市啊,仅仅存在于文字中的,字亡城亡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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